三、法律冲突的伦理根源 单从规范层面上，很难看出不同立法条款背后的原因。

立法与改革本身是矛盾的，法是要把稳定的社会关系确定下来，而改革是要把稳定的社会关系变过去。所以，法规起草审议中的协调协商是一项重要的立法民主，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精神，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几方面内容： 1、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应有权利有没有得到法律保障。但是，这个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具体应当包括哪些内容，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但是，各地方可以健全相关民主程序，激活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提出议案权。这一文件提出了地方性法规的总体质量标准和具体质量标准。这主要是将民主立法限定于立法程序的民主，我们倾向于赞成杨景宇对民主立法的这一认识。

这里，马克思是从唯物论出发，强调法不能超越客观的经济条件，它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立法语言是立法技术的重要内容，一部高质量的法离不开好的立法语言甚至标点符号。从逻辑架构上看,《导论》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法律与发展研究是发展研究向法学领域辐射、法学积极参加发展研究的产物。这使得法律与发展主题在我国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成为我国法学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在第二章中,作者对法律与发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全面的研究。因此,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包含了丰富的知识信息,为我们把握国内外法律与发展研究情况提供了一个窗口。

作者打破了从一个层面来分析市场经济与法治关系、确证这一命题的流行思路,而揭示了市场经济与法律关联的两个层面和两种境界。作者针对当前我国产权不明晰、国有财产所有权虚位与所有者缺位等问题,提出在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方面必须重视法律的作用,特别是民商法的作用。

在财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上,作者提出法律要平等地保护一切财产权,不能因主体不同而予以不同待遇。本书的主要特色体现为:第一,主题的前沿性。归纳起来,就是法治精神内核的整体性失落。在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尚无人对法律与发展问题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深入的主题研讨。

第一部分,即《导论》前三章的内容,主要研究法律与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法律与经济发展,乃是法律与发展研究中的大问题,也是全书中颇显作者理论功力的重头戏之一。法律与发展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综合的、跨学科的课题。以法律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以及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带来了一场多么深刻的法律思想观念的大解放,带动了一种何等迅猛的法制变革步伐,而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及相应的法律观念、法学理论的逐步确立,又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作者最后总结说: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一种对法的宗教般的虔诚而真挚的信仰。作者娴熟地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政治发展理论、发展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对法律与经济、政治的发展作了深入的分析,显示了一个法学研究者所具有的广博而深厚的跨学科知识结构。

本书是此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开拓与尝试。在此,作者将法律与发展研究的倾向概括为三种,即现代化理论倾向、批判现代化理论倾向、多元理论倾向,颇有见地。

之后,作者从民主政治所蕴含之矛盾的两方面——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政治权力出发,具体分析了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这样,不仅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当合法的私有财产也神圣不可侵犯笔者认为，各地方应当尽快健全完善法规立项的民主程序，在立法的源头上就把好民主这一关，从而保证科学立法目标的顺利实现。比如，在大城市禁放烟花爆竹的立法，所以得不到有效实施，关键原因是不被广大居民认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是是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一员，他可以在立法活动中发表意见，组织协调，但是，他的意见也必须为立法机关其他组成人员所接受，才能成为法律法规的内容，在集体行使职权的方式中，常委会领导人也只有一票的权利。现实中，立法的确不能与科学结论等同起来，人们的利益观念、价值观念、宗教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特殊情形，有可能蕴含着非科学的成份和因素，而这些成份和因素时常影响支配着立法。

在前述兰州立法学会议上，杨景宇从党的群众路线角度谈了他对民主立法的认识。这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有不少经验，但各地方的立法做法不一。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地方在禁放方面立法的失败。张春生则认为，不宜将科学立法解读为法的内容的科学化，否则就等于将法律法规与科学结论划上了等号。

我国长期处于改革阶段的实际，就决定了很多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立法预见的困难，以及实现科学立法的困难。再比如，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确定为2000、2500或者3000元，显然超过了大多数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即使现在立法确定为3500元，实际也超过了不少人的承受能力。

因此，加强立法中的专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3、激活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提出议案权。当然，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为了使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需要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为什么呢？一方面，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人的传统，居民对立法不买账。

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期：立法的重心由改革转向维护稳定。所以，判断立法科学与否的重要标准就是，在立法成本与效益的比值上，效益是否大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大于立法的成本。

此外，法工委还对立法用语制定了规范，用来指导地方立法工作。但是，长期以来，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基本是由同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地方的权力机关却极少制定法规，这与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极不相符。

立法者要对社会关系做出规范，就涉及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问题。另一方面，燃放烟花爆竹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行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具备在同一时间段全面实行禁放的条件和能力。

建议各地方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系列具体要求，进一步完善立法过程中的协调协商程序，发挥立法机关会议之外的民主。四是，立法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时，有没有从某一领域事业发展长远和全局的角度考虑该权利的正当性、合理性。地方立法如果成为中央立法的完整再现，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央立法权的损害。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有这个体系内在的符合本国国情的规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对法律条文不断补充和细化，草案条文从原来的65条到72条，最后增加到101条，规定越来越具体，是立法向精细化发展的典型。立法过程中的定量定性分析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对立法机关组成人员（包括列席发表意见人员）的意见进行分析。

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南巡至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注重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决策的紧密结合。但是，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活动中，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完善这个程序。

如果将地方立法机关组成人员提出法规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大提高他们提案进入审议程序的比例，由这种民主立法而带来的科学立法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飞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与推进国家法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当前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就是有的法律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